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分为前编、正编和后编三个部分。前编，南北分裂时期的十六国文学编年（公元279年——419年），正编：南北朝时期文学编年（公元420年——589年），后编：南北融合时期的隋代文学编年（公元590年——618年）。正编为全书骨干，由五卷组成：第一卷题为“晋宋文学的转变”。始于刘宋高祖刘裕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止于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440年），考察晋宋之际重要作家的活动情况；第二卷题为“从‘元嘉体’到‘永明体’”，从永明重要作家沈约出生的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开始系年，至萧齐明帝建武元年，也就是北魏迁都洛阳的公元493年为止。这一时期，文学的重心无疑是在南方，经历了两次文学高潮，特别是永明文学的出现，更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第三卷题为“南朝文学的分化·北朝文学的复苏”。萧梁建国前后，永明文学潮流逐渐分化，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复古思潮得其“清”，而以萧纲、萧绎兄弟为核心的文学集团得其“丽”。但是这一时期，在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萧统一派。其重要成果就是编纂了一部影响极为久远的《文选》。而在北方，北魏拓跋氏政权入主中原地区，加速汉化进程，文学方面出现了复苏的迹象。第四卷题为“南北文学的分庭抗礼”，在南方，以萧纲、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成为文坛的主流，诗的内容无足称道，而在艺术形式方面颇有进展。随着南北文化交流的扩大，北方文学逐渐迎头赶上，与南朝文学已经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第五卷题为“南衰北盛格局的形成”，主要考察陈及北齐、北周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况。随着庾信、王褒、颜之推的入北，以及北方重要作家的成熟，不论是文学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北朝后期的文学创作成就，实际上已经超过南朝。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本书在编排上，较之以往的文学史试图有所突破，即不以朝代为断限，而是特别注意疏通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努力清晰地勾划出南北文学兴衰的轨迹。
为了更有力地展现南北文学的嬗变轨迹，本书特别安排了前编和后编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十六国文学和隋代文学，以往的文学史通常一笔带过，历来较少涉及，曹道衡若干年前著有《十六国文学家考略》、《从〈切韵序〉推论隋代作家的几个问题》等，在此基础上又撰写了《南北朝文学史》中的北朝文学史、可以说对北朝文学用力较勤。凡与编年史有关的研究成果，都尽可能地吸收到本书当中。譬如王褒的生卒年、薛道衡重要作品的系年等，就有比较切实的考证。通过这些细致的考证和资料的排比，使人们对于北方文学从十六国荒原起步到隋代文学融合与繁荣的过程就有了比较全面系统而又深刻的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变化？其转变的契机在哪里？其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通过资料的系统排比和勘对，又向人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类似的问题，这就促使人们作进一步的思考，一部编年史的作用，在这里可以得到体现。
课题1991年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当时申报的题目是《中古文学编年史》，所涵盖的范围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课题组由三人组成：沈玉成负责魏晋部分，曹道衡负责南北朝部分，刘跃进协助作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全部工作计划在1995年底完成。申报这样一个有相当难度的课题，编著者作了一定的准备工作，有较好的基础。1984年，曹道衡、沈玉成应中华书局之约，编写多卷本《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的先秦至隋代卷。为此，他们对这一时期的作家作了系统的考察。几经春秋，辞典如期完成。与此同时，四十余万字的《中古文学丛考》业已脱稿，交付中华书局出版。1987年曹道衡、沈玉成再度合作，完成了十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系列中的《南北朝文学史》。以此为基础，《中古文学编年史》的编撰便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上来，编撰这样一部综合性的文学编年史，必须有深入的专题研究作基础。同时，还必须对于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有比较充分的了解。1988年，刘跃进完成南朝文学资料系年工作。随后又作了《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的专题研究，1993年，《中古文学文献学》交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至此，前期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当编著者开始对全部资料进行系统编排考订之际，沈玉成先生突然因病去世。而他负责的魏晋文学系年工作也因此而告中断。由于沈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将有关资料系统整理出来，加之魏晋文学编年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山东大学张可礼先生编纂的《东晋文艺系年》已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有鉴于此，编者决定将课题压缩在南北朝范围内，并重新作了分工：前编、后编及正编中的北朝文学部分由曹道衡编撰，其余部分由刘跃进负责，并作后期统稿工作，至1996年初，本课题正式结项。此后，人事纷繁，岁月消磨，转瞬间又是三年过去，此刻，当我们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新世纪的钟声就要敲响。这个世纪都要成为历史。终于，这部书就要与读者见面了。
这里所以不惮其烦地赘述本书的编撰经过，只想说明，即使编撰一部以文学史资料编年为线索、卑之无甚高论的著作，也并非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原始资料的匮乏零乱，古今文学观念的巨大差异，自身知识结构的制约，使得这部撰著时间花费得并不算少的著作，依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考虑到目前还没有类似的著作，所以我们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有所助益，也希望能够及时倾听广大读者的反馈意见，以便我们更好地汲取经验教训，将我们正在从事的《秦汉文学编年史》的撰著工作做得更好一点。
（《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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